有时我觉得老师是一个挺浪漫的人。例如早前我替他扫描研究资料，突然发现那原来是一本关于海盗的书。海盗？不是电影才有的角色吗？儘管老师外表看上去好像是斯文有礼的谦谦君子，我还是觉得这样一个形容自己跟洗衣机「赤裸相对」，害怕微波炉的咇咇声是人类私通外星人的中年男子，其实暗藏一些奇怪的想法。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像得太浪漫，但是我开始因为他而留意海盗的二三事。尤其当他写下「我们的祖先全是海盗」时，我立即想起天天在尖沙咀码头接载游客的「张保仔号」，在维港游四十五分钟，每位乘客竟然盛惠二百元；由马料水前往塔门的街渡，同样是四十五分钟，在公众假期都只是廿八蚊而已。
我们的祖先全是海盗？我忽然觉得老师的那句话，未免太保守了。
的确，香港一直与海盗都有撇不清的关係。每个人去长洲，都一定会到张保仔洞，试图在无数游人钻过的洞穴中，寻找唯独自己才能找到的宝藏。但是海盗与香港的关係，并不只是一个纯粹供人幻想的洞穴。罗贵祥在〈从海盗邦到耕作村：国家主权下香港的海岸与农地叙述〉中指出，横行于南中国海的海盗与北方国家朝廷周旋的形象，令香港难民一代颇有共鸣。他更追溯南来作家叶灵凤以「叶林丰」之名出版的《张保仔的传说与真相》一书，指其「打开了有别于国家论述的地方故事叙述」。
特朗普其实是古文明苏美尔的传人？
所谓的国家论述，即是建基于农业生产为主，以定点式发展模式而来的一套关于「文明」的论述。罗贵祥同时指出，「传统的国家论述与文明制度都表扬农业社会而贬低游牧民族，更视之为汉文明礼教与蛮夷的最大分野。」无论中外，我们平时所认知的文明，大多是从农业建立出来的：例如三皇五帝中，就包括教我们耕作的神农氏，小时候读世界历史，也要背「尼罗河泛滥令土地变得肥沃，适宜耕种，孕育出古埃及文明」。英语的 Agriculture 与 Culture，均自拉丁文词根 Colere 衍生而来，意指培植。由此可见，农业与文化两者互相紧扣。
但是以农业作为根基的文明，却埋下了将一切分界的伏线。青柳正规在《人类文明的黎明与黄昏》一书中，追溯在公元前八千年苏美尔文明如何种下人类第一颗种子，继而招来狂风浪蝶。
想当然耳，丰饶的农耕聚落，将是周遭尚属狩猎採集阶段聚落的攻击对象。因此在耶律哥（按：位处耶路撒冷附近）周遭有高三公尺的石造围墙，总长五百公尺以上，墙体甚至包含高九公尺的了望塔。围墙外又设有寛三公尺，深三公尺之壕沟，藉以加强防御。
兴建围墙至少有两个重大含义：一，正如青柳正规亦言，这促使聚落集体行动，催生社群意识；二，青柳正规没有说的，就是这道围墙区分了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。在任何流动可能发生之前，一道围墙把两群人区分开来。随着差异越来越大，狩猎部落很难与农耕部落抗争，例如其北方的瓦第法拉狩猎部落，根据考古学家的考证，在攻击耶律哥失败后，便于西元前7000年被消灭。
以一道围墙区分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的举动延续至今。大家应该还记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「美国－墨西哥」边境兴建围墙，阻截墨西哥非法移民吧？只是当时的耶律哥人，从来没想过原来可以一边说“I will build a great great wall on our southern border”，然后一边跟瓦第法拉人说“I’ll have Wadi Fallah pay for that wall”。
实体的围墙，我们现代人可能要去旅行才能看见。但这种区隔变成了另一种存在──地图上的国界。藉由国界的操作，现代以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区分了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。一万年的历史，人类只不过由声称「这是我们／他们」转为「这些土地属于我们／他们」。当代的耶律哥变成了以色列的「应许之地」，巴勒斯坦人恐怕会步上瓦第法拉部落的后尘。上帝在晓谕摩西，把这片地赐予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幺多年后，才发觉一万年改变不了人类甚幺。
海盗是无脚的雀仔？未免想像得太浪漫
相比起农业政治体建立的围城，海盗也许就是域外者。他们游移海上，无所在，因而无所不在。当围墙内的政权依赖定点居住的农民缴税来维持收入，神出鬼没的海盗很多时候都是农业政权的心腹大患。1548年，明朝嘉靖帝曾经派朱纨在浙江打击海盗，翌年在刑场上一次过斩首九十六名海盗，其中包括海盗首领李光头。结果海盗却没有因此消失，反而南下到福建广东一带。明朝海防压力没有减少，只不过由一地转移到另一地。由此可见，海盗灵活进退，陆上政权却过份笨重。
派兵打击无用，明朝也多次下令海禁，不准民间出海，但是实际上却令海盗更加猖狂。根据Robert Antony在Like Froth Floating on the Sea: The World of Pirates and Seafarers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中指出，在1550至1574年这二十年间，中国南部海岸基本上已经脱离朝廷控制，而由海盗联盟接管。当年香港的年青人要出人头地，目标未必是上楼，而是上船。南中国海海盗比起兴建围墙的耶律哥也许更大爱──例如张保仔本来是广东渔民，被海盗郑一掳走后，却加入成为其中一员──劫与被劫之间，连一线之差都消失了。我怀疑这是海盗的惯常情况：例如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中的着名海盗星爵──对，就是那个冲动地打醒魁隆，于是引起网民公愤，以致要在Instagram上道歉的星爵──本身也是被宇宙海盗尤度掳走，后来才成为海盗团的一分子。张保仔的情况，可说是比星爵更混乱，因为他后来的妻子郑一嫂，顾名思义，本身就是他首领郑一的妻子。海盗的流动性，不单只体现于海上，还体现在人事关係上。「我们」与「他们」的界线其实相当模糊，睡一下就睡过了。
然而，将海盗想像为绝对的流动性，未免过分浪漫。绝对的流动其实未必存在，海盗亦同样需要港口作为基地补给。事实上，我们常常有种错误的印象，以为海盗就像Johnny Depp一样戴眼罩，每每讲打讲杀。事实上，海盗也同时是商人。港口居民为海盗提供补给，一方面是惧怕他们的军事实力，另一方面，亦因为他们可以从海盗船上，以低价购买贼赃。像罗贵祥所说：「海盗打劫所得的物品，以低价在地下市场售卖，让普罗大众也可以享用这些物品，同时亦拓展了批发网络。由于不少人需依靠海盗延伸的商业活动维生，而逐渐成了在现代初期南中国沿岸重要的自足经济体」。Robert Antony书中亦引述明朝官员的说话：「当市场开放，海盗就成了商人；当市场关闭，商人便成了海盗」。与其过份浪漫地想像海盗为浪迹天涯的Johnny Depp，回归现实，海盗的营运模式反而揭示了在流动同时亦需要定居。
直至现代，海盗的移动空间逐渐收窄，陆地政权已经发明了一个新方法染指大海。本来，一个国家的水域疆界，大约是自岸边距离三海里──即是十八世纪时大炮的射程，换言之，那是以国家军事捍卫领土的能力来定义的疆界。但是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两道宣言，表明国家有开发海上资源的权利，然后国与国之间开始形成有关「经济专属区」的概念，所谓国家海域扩张到离岸200海里。起初以农业文明为本定立的国界，自此框住了海洋上的流动。
飘泊的农业，定居的海盗
流动与固定也许根本并不对立。农业的固定，同时也是流动的。儘管上面引述苏美尔的历史，指出农业的固定性，但其实青柳正规在另一边厢亦指出：在多瑙河一带的考古发现，农业文明亦会沿着河边迁移，因为一片土地的肥力有限，耗尽后便需要迁移到下个地点。亦即是说，定点式文明也有流动之必要。固定之于流动，犹如流动之于固定，虽然两者差异甚大──农业背后其实也是飘泊，飘泊汪洋的大盗也有定点的基地。
儘管国族国家想固化「我们」的定义，但经济本身就是需要流动的。事有凑巧，当Economics一字引入汉语时（也许是由日本翻译），刚好选中「济」字，带有「过渡」的意思。但是当代国族国家固化我们对于世界的想像，却谈得上是相当成功。如果问你甚幺是中国，你很有可能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块以国界圈起的疆域──这就是「我们」──就连地图上的标示也是以国界为主。
作为海盗的后裔，我们能否试试以一种域外的视角，比如说飘泊在海洋上，回头撼动这些似有还无的国界？之前听说有高登仔做了水手，但是做海盗呢？似乎太过不切实际了。但海盗的游移正教会我们，这种不切实际，往往也切中了某种生活上的实际需要。我们大概都不得不承认，在香港生活竟然要「当我在外地旅游」，那幺换个角度思考，或者是时候学会像一个海盗，以飘泊定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