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次历时 5 个月的希腊债务谈判毫无进展，真正的癥结就在于年金改革。在媒体报导中，希腊政府被债权人描绘成「幼稚」、「任性」，不愿妥协，彷彿无法达成协议都是希腊的错。
不只是过去这 5 个月，拉长时间来看，从 2010 年 5 月第一轮纾困以来，希腊与三大金主双方僵持不下的关键点一直在于年金改革。
年金最大方 债务最沉重直到欧债危机爆发前，希腊的年金制度向来是欧洲最大方的。根据欧盟官方统计局（Eurostat）统计，希腊年金支出佔 GDP（国内生产毛额）比重高居欧盟之冠，达 17.5%。
举例来说，未改革之前，在希腊只要连续工作 25 年，加保满 35 年，最快 55 岁即可提早退休，享受全额年金给付；相较于德国，则要工作做满 45 年。此外，希腊年金 1 年给付 14 次，其中包括 2 次「奖金给付」，德国则一年给付 12 次。而且，希腊公共年金的所得替代率（Rate of Replacement），亦即退休者领取的年金给付佔退休前薪资所得的比率，亦为欧盟最高水準之一。
一个高调的案例是 6 月甫当选希腊反对党泛希腊社会运动党（PASOK）党魁的 Fofi Gennimata，她之前在银行担任办事员，育有三名子女，去年仅 51 岁即申请年金（希腊女性的退休年龄较男性低）。她的办事处表示，当选国会议员之后，她已停止领取年金。
希腊年金制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，第一，基本上完全由国家支付，以财政困顿的局面来看，若不改革，根本撑不下去；第二是年金基金投资于希腊公债的比率过高。在希腊公债崩跌后，希腊政府必须变卖国有资产来补足年金基金的缺口。
另外，希腊年金遭到诈领的事件层出不穷。管理 500 多万人年金的社会保险局，正设法追讨过去 10 年来被诈领的 80 亿欧元年金。媒体报导，社会保险局支付 1,473 名高龄 90 岁以上的退休人士，合计 190 万欧元，结果这些人早就已经过世了。
在 2010 年首度与欧盟、IMF（国际货币基金）及欧洲央行达成 1,100 亿欧元的第一轮纾困时，希腊即着手改革年金制度。同年通过立法，削减年金福利，对提早退休实施罚则，并调高平均退休年龄，由原先的必须工作至少 37 年延长到 40 年，所得替代率亦由 70% 降到 65%，而且是按照整个工作生涯的平均薪资来计算，而非原先最后 5 年的平均薪资。
二次大改革 全民付代价2010 年 7 月及 2012 年 11 月的两次改革之后，希腊年金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间平均削减 27%，最高所得者甚至被砍掉 5 成，一年给付也缩减到 12 次。2013 年，退休年龄延后两年，使得未满 60 岁退休已很困难。
如今，希腊年金支出佔 GDP 比重已降至 16% 左右，惟仍高于欧盟平均的 13.2%。债权人认为，要求希腊在 2016 年将年金支出佔 GDP 比重砍掉一个百分点，并不是过分的要求。但是年金改革不是仅仅影响到退休人士，而是整个希腊社会。
讽刺的是，被批评太过慷慨、拖垮国家财政的希腊年金制度，并未让老年人安享晚年，根据希腊最大工会的智库 INE-GSEE，希腊平均年金为每月 833 欧元，已远低于 2009 年的 1,350 欧元。而且，希腊政府资料显示，45% 的退休人士月领的年金低于 665 欧元的欧洲贫穷线。
在希腊，每 4 人有 1 人失业，青年每 2 人有 1 人失业；失业人口当中，失业超过 1 年以上的佔 7 成左右。这表示，退休人士月领的年金是许多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，所以说，希腊年金改革并不是能否「大乐退」，而是斩断许多希腊家庭的活路。
由于人口老化及公共财政拮据，延后退休年龄已成为全球趋势。以美国来说，62 岁提早退休的福利一直被削减，退休年龄也由 65 岁延后到 67 岁。其他欧元区高负债国中，西班牙已同意将退休年龄由 65 岁延后到 67 岁，葡萄牙则已延后到 66 岁。
德国于去年 5 月通过年金改革，将退休年龄在 2029 年之前，逐步由 65 岁延长至 67 岁，但已加入社会福利体系 45 年的人，则得以在 63 岁提早退休。德国政府估计约有 24 万人适用新方案。新方案自同年 7 月起实施，1 个月内，立即就有超过 5 万多人申请提早退休。这项政策引起国内外舆论一阵譁然，直斥德国「待人以严，律己以宽」。
提早退休的这项规定是德国执政联盟之中社民党（SPD）的竞选承诺。在 2013 年 9 月的大选，梅克尔所属的基民党（CDU）未能取得多数席次，寻求与基社党（CSU）及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，而不得不同意社民党提出的这项要求。
新政府两难 改选或公投社民党籍的劳动部长那勒斯（Andrea Nahles）当时表示，这符合社会正义，因为那些能够提早退休的人，大多从 18 岁开始即一直在工作，而且他们的工作大多是体力劳动性质。但梅克尔政府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，官员估计，加上其他调涨的社会福利，2020 年之前，德国的年金支出将增加 600 亿欧元。
原先，齐普拉斯政府承诺在 2036 年才延长退休年龄至 67 岁，在上週的改革方案提前至 2025 年，但三大金主要求加速至 2022 年。债权人亦要求希腊每年削减 20 亿欧元的年金支出，但希腊只同意减少 7,100 万欧元。由这些细节便可看出为何双方完全谈不拢的原因。
而且由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是挥着反撙节大旗才当选的，他的竞选承诺甚至包括要恢复低收入退休人士被取消的「圣诞奖金」。如今，债权人要抢走他这块「神主牌」，齐普拉斯在党内可能倒戈、进退无路之下，若不是解散国会，重新改选，就是举行公投，诉诸民粹。
平心而论，希腊的年金制度固然有值得改进之处，但欧洲强国要求弱国遵守齐头式的平等，达成财政纪律与实施撙节，不仅是希腊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周边国家，即使是德国与法国，小老百姓都是最大牺牲者，尤其是贫困阶级。欧洲自战后以来的生活形态，正在被迫改变之中，在变得更好之前，恐怕只会变得更糟。